揭秘人间地狱——日军慰安所

原标题:揭秘人间地狱——日军慰安所

本文作者苏志良,原题为《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截选),接上一篇《慰安妇——性暴力的受害者》,介绍了日军在华慰安所的类型及其设立。为方便订阅号排版,原文引注从略。

慰安所是日军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军事附属制度,因此,它自出笼后就带有鲜明的军事性质,这在前引上海“杨家宅娱乐所”的规定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日军在中国的慰安所有各种名称,如:“皇军慰安所”(如南京)、“慰安寓”(如海南崖县的“中岛慰安寓”)、“娱乐所”(如上海的“杨家宅娱乐所”)、“慰安队”(河南)、“慰安团”(上海)、“行乐所”(如上海“横浜桥行乐所”)、“慰安丽”(海南岛)、“行乐宫”、“快乐房”、“军中乐园”(如海南黄流机场慰安所)等,在中国北方,还有设在窑洞里的被称为“慰安窑”的慰安所,此外还有“爱国食堂”、“官抚班”、“特别看护室”等掩盖其丑恶性质的名称。

日本强征慰安妇罪证

(一)日军慰安所的类型

就其所属关系、性质和经营方式而言,日军慰安所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

第一种是军队直接设立的固定的慰安所。如1938年初在上海设立的“杨家宅娱乐所”,就是日本华中方面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设立的。汉口日租界的滨江大道旁有海军直属的慰安所;广州、济南、桂林等地都有日军主营的慰安所。从现有资料看,军队设立的慰安所是最普遍的形式之一,其主管者从方面军、师团、旅团到联队、大队甚至警备队或小队。当军队转移时,他们便带着“慰安妇”共同行动。

第二种是形式为日侨民营的慰安所。这种由日本侨民在军方支持下开设的“军督民办”的慰安所,数量也不少。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一些妓院主带领妓女来到中国东北,在关东军周围设立大量的“料亭”(供将校使用)和“游廓”(供士兵使用),形成驻地的“花柳街”。随着战争的扩大,这种花柳街推广到中国和亚洲各地。这些慰安所老板往往通过贿赂军官而得到特权,牟取暴利。而军方也由于在战争中无法兼顾所有战地慰安所的建立,加之有向外界掩盖军方直接建立慰安系统的必要,故倡导日侨经营慰安所。如上海江湾的一些慰安所,以及武汉东山里、积庆里的12家慰安所、斗级营的20家慰安所等,都是日侨经营的。上海最大的海军慰安所“海乃家”便是由东部海军特别陆战队与日侨坂下熊藏于1939年签约,海军提供房屋、开办费以及所需物资而设立的,其所有权归海军,坂下只有经营权。

第三种是由日军指定使用的民间妓院形态的慰安所。这类慰安所多是汉奸、朝奸受日军指令在当地建立的,除日军外,一般的日本人也可以利用。上海的“大一沙龙”(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慰安所之一,其址今为东宝兴路125弄),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对日侨开放。北平宣武门内六部口的人民俱乐部、芜湖的凤宜楼慰安所等也是如此。

第四种是军队或民间经营的流动式慰安所,有设在火车、卡车和轮船上等多种。日军第11兵站司令部在1938年春组织一批“慰安妇”从上海乘火车前往杭州,这列火车便成了沿途士兵的流动慰安所。慰安所的管理者通常用卡车将慰安妇运至部队驻扎地,然后用木桩和毛毯围起来,或者用木板临时搭成棚子,作临时慰安所。有的慰安所兼有固定与流动两种性能。如海口市、三亚市的日军慰安所,除了接待当地日军外,还要每月分批到较远的兵营、据点巡回“慰安”。那大市慰安所则按照日军命令,将“慰安妇”组成几个分队,随时到周围的日军据点去。

(二)中国的日军慰安所

日军慰安所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和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新不列颠岛、新几内亚、库页岛以及日本本土(如冲绳、北海道)等地。中国是日军慰安所最多的地方,从黑龙江的中苏边境到海南岛,只要是日军占领区,几乎无处不有。例如据日军第110师团163连的老兵回忆,当他们进占贵州省的独山时,就有“慰安妇”跟随,她们都穿着军装,一直与士兵在一起。当时一个大队有1000人,配备“慰安妇”10人,一个“慰安妇”每夜要接待10个到20个士兵。慰安所多设在中国人的房子里。因为是在前线,士兵们不付任何报酬。日军在华慰安所达数千个,如果加上拥有一两个“慰安妇”的日军据点,将达到数万个。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南京和天津为例,试说明中国日军慰安所的设立及其中国“慰安妇”的悲惨处境。

1937年11月底,日军侵入南京后,即开始设立慰安所。日军在南京的慰安所系统是通过3条途径建立的。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的政府行为

第一是日军自己设立和管理的慰安所,这种慰安所又有两类:一类是日本军方自上而下有计划设立的,以日本和朝鲜慰安妇为主:另一类是日军前线部队设置的,以中国慰安妇为主。日军进城不久,华中方面军便开始为其所属部队配备慰安所。如第16师团的福知山第20联队、第15师团步兵联队等都设有慰安所。为尽快设立慰安所,日军官兵大肆抢掠南京妇女。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后来证实说:“日军入城后曾连日在市内各街巷及安全地带巡行搜索妇女,其中且有将校参加。”李克伦在《沦陷后之南京》中写道:“花姑娘,成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上海‘皇军娱乐部’(即慰安所——作者),有的专供敌人长官泄兽欲。”一个被日军拉去充当伙夫的难民脱险后曾回忆他所见到的同胞被迫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情景:被俘的第二天早晨,我给日本兵送洗脸水,“看见两个女同胞掩在一条毯子下,躺在那里……后来我见得太多了,才知道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们,就是在大白天也不能穿衣服!……又有一天,一批女人被赶了进去……黄昏时分,我见两个裸体女尸被拖了出去,不分白天和晚上,总是听到哀号和嬉笑。”这种状况并非个别现象,第114师团的一等兵田所耕三回忆:“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人—20人玩弄。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还有不少女子被日军欺骗而沦为慰安妇。老兵东口义一证言,占领南京时,他们小队谎称让妇女洗衣服而诱骗10名妇女,将其投入地下室,设立临时慰安所,60名士兵每天对她们进行轮奸,直到军队离开时,才把她们抛弃。1937年12月30日,6名妇女被以帮助军官洗衣为名从锏银巷带到城西,结果落入火坑,白天洗衣,晚上充当“慰安妇”,一夜被蹂躏10次到20次。年轻美貌的则达40次。有些日军将妇女驱赶到寺庙里设立慰安所,进行蹂躏。曾担任日军第116师团工兵曹长的老兵回忆,1938年至1939年间,该师团驻扎在南京时有很多慰安所,其中最多的是中国“慰安妇”。

第二种慰安所是日侨娼业主开设的。有史料表明,在日军进入南京时,有日侨携带日本“慰安妇”同行。士兵冈本健三回忆:“日本的慰安妇在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时也来到了。有的慰安妇比部队到达得早。在南京时,我们的部队进城那天,商店已经营业了。九州一带的女人很多。待军队逐渐安顿下来以后,似乎大阪的、东京的女子也来了。”第116师团的岚部队里也有日侨设立的慰安所,“慰安妇”约有15人。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侨即设立故乡慰安所和浪速楼慰安所,1942年5月,这两个慰安所又被日本南方派遣军司令部派往缅甸。

第三种慰安所是由日军命令汉奸组织设立的。这种慰安所里基本上都是中国妇女。自1937年12月下旬起,日军指使汉奸实行“良民登记”,并乘机掳掠妇女。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特务机关长大西命令汉奸王承典、孙叔荣等建立“皇军慰安所”。王、孙两人即向大西推荐“社会闻人”乔鸿年具体筹办。在日军的驱使下,乔等甘为日军走卒,3日之内即掳掠了300名妇女,然后从中挑选出100多名交大西验收。日军命大西为主任,乔鸿年任副主任,于22日分别在傅厚岗、铁管巷开设慰安所。傅厚岗慰安所专门接待日军将校军官,大西从被掠女子中挑出30多名年轻美貌的,分住在1、2、3楼,每天下午1时到5时接客。该慰安所的中国女子、女佣及职工等最多时达200多人。铁管巷慰安所专对下级军官及士兵开放。1938年2月,乔鸿年勾结唐力霖,在铁管巷四达里设立“上军南部慰安所”,在山西路口设立“上军北部慰安所”。4月初,在南京日军特务机关的指使下,乔鸿年又在夫子庙贡院街同春旅社原址和市府路永安里筹备设立“人民慰安所”2处。在夫子庙秦淮河畔,汉奸勒令妓业主在一个破旧的饭店里开设慰安所,门口挂有“日华亲善馆”的牌子,里面只有女人和啤酒。关于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一事,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贝德士教授的文献中,有一幅1938年的广告写道:“支那美人,兵站指定慰安所,第四日支亲善馆:在秦淮河附近,沿河向前行六百米。”贝德士附记道:“这个特殊的两幅大牌示悬挂在中山北路,距新街口圆环不远:正竖立在一个大的女子学校对面,而宪兵司令部也在附近。”经日本铭心会调查,在惠民桥升安里曾设有日军慰安所(其址今为下关区职工业余学校),时间约从1938年开始。此后日军的慰安所日益增多。1938年7月汉口出版的《宇宙风》杂志第71期指出:“在(南京)城中设立17个慰安所,到外面强迫美貌女同胞作日人的牺牲品。在这些慰安所中,不知道有几万女同胞被蹂躏牺牲了。”

目前可以查实的南京日军慰安所的名称或地点有“皇军慰安所”、“日华亲善馆”、“日支亲善馆”(夫子庙,有4处)、故乡楼慰安所、浪速慰安所、大华楼慰安所(白下路213号)、共乐馆慰安所(桃源鸿3号)、东云慰安所(利济巷普爱新村)、浪花慰安所(中山东路)、菊花馆慰安所(湖南北路楼子巷)、青南楼慰安所(太平路白菜园)、满月慰安所(相府营)、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鼓楼饭店)、人民慰安所2处(贡院街海同春旅馆和市府路永安里)、惠民桥升安里慰安所、傅厚岗慰安所、“上军南部慰安所”(铁管巷四达里)、“上军北部慰安所”(铁管巷山西路口)、龙潭慰安所、四条巷慰安所、下关慰安营。在科巷、水巷洋屋内及珠江饭店等处均设有慰安所。还有桃花宫、绮红阁、浪花楼、共乐馆、蕊香院、春楼阁、秦淮别墅等25家汉奸或中国妓业主经营的向日军开放的妓院,总计50多个,涉及的日军部队番号有第16、15、114、116师团等。也许这只是南京慰安所的冰山之一角。

如果说日军在南京主要是靠抢掠中国妇女建立慰安所的话,那么,天津的慰安所则主要是通过征集妓女设置的。天津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基地,第一个慰安所“军人俱乐部”设在槐荫里1号,它最初征集的是妓女,后因来源太少而掳掠中国良家女子充当,也有一些是朝鲜女子和日本妓女。天津日军防卫司令部为了满足前线部队的要求,积极征用“慰安妇”,手段之一就是强迫中国妓女充当慰安妇。1942年5月,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命令伪天津特别市政府警察局,征用妓女前往河南“协助”“大东亚圣战”。警察局于30日指示天津市妓业联合会(即乐户联合会),迅速招募150名妓女去前线“慰劳”日军。自31日至6月3日,共招集229名妓女去警察医院接受梅检,结果大部分妓女有病或装病逃亡,最后有86名妓女被日军和伪警押往河南。这些妓女平均年龄为23.1岁。尽管日军声称1个月就可以返回天津,但妓女们仍设法逃跑,至6月24日,又有43名妓女逃跑。

1944年5月,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强令天津乐户联合会征集150名体格健壮、年轻美貌的妓女前往河南开封一带“慰劳”日军。一时人心惶惶,全市妓女以罢业相抗争。日军派伪警察到妓女家中强行抓捕了80名中国妓女,押送到河南前线去“慰问”日军,直到2个月后才放回。这些妓女由于受创过深,从此不再涉足娼业。

是年7月,日军又命令天津“选送慰安妇”。31日,伪天津市警察局保安科第五股股长报告说:“29日例假之便,在乐户总会召集总分会长某某某等16人,商研劝集办法,并将军方待遇一一说明。当以本市妓女全数为2763人,以每一百人饬选一人,共计25人。续又于30日上午时,偕同乐户代表某某某,应防卫司令部高森副官召赴听训。略谓:此次选派妓女赴鲁慰军,系为协力大东亚圣战成功,不能拘于某一地区,希望速办等语。乐户分会方面预拟每一妓女之家族特别津贴仍照前例,每月给予5万元,3个月共计15万元。”这25名妓女在8月1日体检后被立即送到山东省吕县的日军第1437部队,“慰安”的时间是8月1日到10月底,共计3个月。

1945年5月,伪天津市警察局向伪市长报告为日军选派妓女情形:4月11日,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命令伪政府“选派妓女一百名,交由军医验选二十名,集合第二区槐荫里一号军人俱乐部,担任慰劳工作”,实际就是充当慰安妇。经过体检后日方的德本文官和伪警察将20名妇女押至天津第二区槐荫里1号军人俱乐部,开始她们的慰安妇生涯。据日方说,每月的8日和20日是这些慰安妇的“公休日”,其待遇是每人“每月由军部发给白面2袋:有家族者,每日另给小米4斤。”由于慰安妇的抗议,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津贴,但增加的份额是由天津妓女均摊的,在呈文的后面还附有选派慰安妓女名簿和各乐户分会应摊款项数目表。

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也设有慰安所。1944年7月3日,伪天津市警察局特务科核发的情报记载:驻天津日军防卫司令部慰安所,“迩来办理征集妓女献纳于盟邦驻津军队,每批二三十名,以三星期为期。于征集之际,流弊百出。”“近更变本加厉,在南市一带有良家妇女被迫征发情事。致社会舆论哗然,一般良民忐忑不安。”

综上所述,天津地区的慰安所是由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设立并管理的,慰安所中的“慰安妇”则是该司令部命令汉奸政权直接负责征集并押送的。这些充当“慰安妇”的妓女尽管只是被日军短期内征用去前线“慰问”日军官兵,但毫无疑问,她们同样被迫充当了日军的性奴隶。

(未完待续)

编辑: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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