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式熊:金石铁笔仁者寿

原标题:高式熊:金石铁笔仁者寿

高先生创作中

时光飞逝。拙著《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前年夏天出版时,高式熊先生还被我戏称为“90后”。今年元月以来,上海连着开了两场高式熊书法篆刻展,展品几乎都是新作。媒体鲜见对作品的评论,却爱在高龄上做文章——96岁!我才惊觉,高老已是“95后”了。

高式熊是当今海上书坛集年长、身健、望高于一身的书法大家,其篆刻艺术也成就斐然、影响甚大。他的一生,从小精彩至今。

严父名师熏出童子功

高式熊是“怀揣文房四宝来到人世”的。父亲高振霄,人称“高太史”,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赏加侍讲衔。

9岁时,高式熊正式接受启蒙教育——跟着父亲学习儒家经典、古典文学和书法。从此,这个小儿子就一直在父亲身边,一对一教与学,从《三字经》《百家姓》读起,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像煞专职研究生……环境绝对好,有利条件那么多,就看自己要不要学!”

高振霄教子,身教多于言传。每天天不亮起床,早餐前要写两张楷书、两张隶书。父亲临摹碑帖时,还没睡醒的小式熊恭立在对面盯着看,这叫“练字先练眼”。长大后,他擅写隶书,常常对人说:“我的隶书,是看我父亲书写看会的。”

吃了早饭,是雷打不动的上课时间。父亲教的是四书五经、唐诗、楚辞等等。线装本的书,一个课程要读400字到500字。中饭后,便是写字,父子俩在一个房间里各写各的。2点开始读书,直到5点才下课。天天如此,“训练绝对严格,也没有礼拜天的”。

20岁不到,每个月就要由父亲出题目做论文。根据父亲的精心安排,高式熊习书法,从学欧阳询《九成宫》入门,临写了20多年,楷书还临欧阳询的《皇甫君碑》、褚遂良的《孟法师碑》《圣教序》和柳公权的《玄秘塔》等;小楷学唐人写经、赵孟頫等;行书临《集王圣教序》《兰亭序》等,晚年则喜爱鲜于枢行草书;隶书临《礼器碑》《张迁碑》等;篆书临《石鼓文》《峄山碑》《泰山碑》等,其中仅《石鼓文》就临了百余通。高太史要求儿子学习《说文解字》,为日后学习书法和篆刻打下了扎实的童子功。

他最喜欢帮父亲在书法作品上打图章,觉得特别好玩。图章打多了,不免手痒,想自己什么时候也刻一方试试。学写篆书、认识篆文后,他更喜欢印章了。他小小年纪就对《说文解字》着迷,原因之一正是“篆书可以用来刻图章”。

家里来来往往的客人非常之多,不少是清朝遗老(颇有几位还拖着长长的辫子),可以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当时,几乎所有上海书画界的精英都露过面,有不少还是常客。

其中,就有篆刻家、收藏鉴定家张鲁庵。鲁庵先生每次拣出一些印谱,附一份清单,打个包,派车送到高家。高式熊看完,只要打个电话,他就再派车送来一包,换回看完的那包。“都是价值连城的名家印、古印啊,我却可以随便翻翻白相相。我是很有眼福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不多,能把张鲁庵收藏的所有印谱全都看过的,除了我,只有陈巨来、方介堪、叶潞渊几个人。”高式熊成了张家的常客。他所用的图章石头、刻刀、印泥、印谱纸等等,也都是张鲁庵提供的。张鲁庵甚至在自己书房为他安放了一张写字台,房门钥匙给他,让他自由进出。他把习作拿给张鲁庵看,先生从来不敷衍他,更不会颠倒黑白哄他,每次都直接指出习作中的毛病;有时先生也把自己的作品给学生看,要他挑毛病,学生要是不敢直说,先生会不高兴。

还有一位篆刻大家,是与高家同住四明村的王福庵,一个星期要碰头两三次。高式熊经常拿了写好的印稿、刻好的图章去王府,向福老请教。对于高式熊的作品,福老完全是讲实话,缺点绝不放过,要求按修改意见改正,甚至重刻。曾经有一枚印章,刻了磨、磨了刻,改刻了四五次才过关。“那是真正的批评,他从来不哄人。”高式熊崇拜王福庵,用心向学,久而久之,他临福老的章几可乱真。

在名师的悉心指点下,高式熊从临摹秦汉、浙派到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黄牧甫、吴昌硕、赵叔孺、王福庵和陈巨来等名家,博采众长,终于自成一格。

1945年冬天,25岁的高式熊把多年来刻的印编成一册《篆刻存景》。这是他的印谱处女作。

少年高式熊

西泠印社最年轻的社员

1947年,高式熊跟着王福庵去杭州,怀着景仰的心情,走近西泠印社。拾级而上,孤山顶上的四照阁茶室,露天摆开了好几桌,大家坐在那里喝茶、谈艺、吃饭……27岁,他成了当时最年轻的社员之一。入社仪式,是在挂有丁敬画像的仪式厅里举行的。新社员都要向丁敬像行三鞠躬礼。

西泠印社“全家福”

次年初,张鲁庵、秦康祥二位发起,为西泠印社篆刻一部《西泠印社同人印传》。治印的最佳人选,当然首推高式熊。对于高式熊来说,学印已这么多年,二十七八岁,确实也到独立刻一部作品的时候了。王福庵获知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三人要“弄点功课做做”,而这功课竟是为西泠同仁治印传,大为赞同。

名单很快确定了,分工自然也是明确的:张鲁庵提供印石、连史纸、印泥,秦康祥负责文字编写等文案工作,高式熊负责篆刻。说起这分工,高式熊历历在目的是“张鲁庵的一箱箱石头”。物力雄厚,做起事来就少了后顾之忧。秦康祥把每一位社员的小传写在拍纸簿上,高式熊设计好样稿,交给王福庵审,再根据王的意见修改稿子。王福庵这一关,在高式熊看来就是“毕业考试”。从文字订讹、印稿审核、印谱成书样式、边款小传刻镌,到最后定稿,最顺利的一天能完成10方章。三人通力合作,作品也须三人都满意才算通过。有一方章,刻来刻去不满意,竟反复了五次。

这样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220方印章的创作。印社同人每人一方,印面刻姓名,边款刻小传,并钤拓一部四册印谱,每页上方钤印一枚,下方附拓边款。当时的原拓本是孤本,珍藏在印社。印传从未面世,令好多同行为之遗憾。

近半个世纪后的1995年,为祝贺高式熊75岁生日,忘年交周永泉策划出版原拓本印传。另一位忘年交、书画社老同事李年才听说此事,热心相助,一手操办了印谱拓印、出版事宜。这年4月,6册线装原拓印谱《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由上海朵云轩出版,拓制了75部。当时朵云轩定价为每部3000元,被一抢而空。如今,每一册已价值数万元。而弥漫于宣纸墨印之间的人文气息,又岂止是人民币可以衡量的!

2005年秋日,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的“西泠印社藏历代名家印章、印谱展”上,《西泠印社同人印传》才初次让世人惊艳。

为钱镜塘治印

周总理预订《鲁迅笔名印谱》

1956年,张鲁庵、吴朴堂在一起刻鲁迅笔名,张鲁庵希望高式熊参与。好久不操刀,技痒难耐,高式熊利用业余时间,很快刻了20方左右。之后,又有一些圈子里的熟人加入,刻了几十方。

书法篆刻家马公愚得知此事,说:“这么好的事,公开刻刻嘛,不要几个人包了!”于是,张鲁庵、吴朴堂组织起一批篆刻家,集体创作《鲁迅笔名印谱》。王福庵、陈巨来等大家都参与了这次创作。几位主事者一起商量着,拟出了印谱目录。二三十人齐心协力,印谱内容逐渐丰富起来。

上海民进的秘书长曹鸿翥热心,邀请这个临时的创作群体去民进市委开会、商量事情。虽然民进的办公条件并不好,还窝在二工大的棚棚里呢!四明村的高式熊家,则是另一个“会议室”。

那年8月18日的《解放日报》,对这件大事作了预告——《正在刻制的“鲁迅笔名印谱”》:

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再有两个月就要到来了。

鲁迅先生生前正值我国处于反动统治的黑暗混乱时代,先生以辛辣的、针针见血、愤世嫉俗、寄希望于未来的笔,写出了无数人们当时要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国民党反动派森严的压迫下,这些话都是用许多笔名投稿才得与读者见面的。

为了纪念先生二十周年纪念日,高式熊等本市及外埠的六十八位金石篆刻者,正在积极编辑刻制的“鲁迅笔名印谱”,全部印谱共计有印一百零八方,预计九月中旬就可全部完成。

10月,69位篆刻家,刻印119方(其中,高式熊刻了30多方),完成《鲁迅笔名印谱》的创作。钱瘦铁撰写《鲁迅笔名印谱》跋文。

119方印章,交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原拓印谱50部。这50部原拓印谱中,有40部被空运到了北京。

原来,篆刻家们还在创作过程中,马公愚就跑到北京去吹嘘,京城艺术界都知道上海同行在忙的这件大事了,消息甚至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指定要这部印谱的原拓本,一下预订了40部。事情搞得有点太大了,马公愚紧张起来,一天一个电话从北京打回上海,催进度。

高式熊所在上海电影机械厂印幻灯机说明书的机器,被篆刻家们看上了。他打报告给厂长请求紧急支援,厂长当然不敢不批。张鲁庵供应连史纸,电影机械厂车间加班开印,印出多少,三轮车马上拉多少去拓边款……昼夜不歇,赶在鲁迅纪念日前夕完成了40部原拓原打的印谱,当天就运往北京。“这么顺利,是照了周总理的牌头。周总理预订的,等于是圣旨啊!”高式熊说。

高式熊刻的多种印谱

高式熊21岁(辛巳五月)书写的扇面

灰暗年代的温暖时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上海却有一个地方始终没受到冲击,宁静得一如世外桃源,那就是新闸路1312号的黄家。黄家的户主,是民国时期的大书画家、篆刻家、书画鉴定家黄葆戉。

高、黄两家是世交,高太史与青山农当年时常交流作品,1949年后又同时被聘为上海文史馆的首批馆员。高式熊最早与青山农的交流,却是为老先生拍肖像照——1960年代,正热衷于收藏、研究照相机的高式熊,多次背着比照相馆的机器还考究的摄影器材,兴冲冲上门,像照相馆的专业摄影师一样架好机器,为青山农老先生布光、设计造型、构图,忙乎半天拍完一组肖像,隔几天再把冲印好的照片送上门去。

“文革”期间,黄聿丰继承父亲的传统,常常与爱好书法篆刻的同好在家里相聚。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念念不忘的朋友,慢慢把这里当成了远离政治漩涡的艺术沙龙,有事没事过来坐坐,喝喝茶、聊聊天、刻刻图章。沙龙的常客,老中青都有,包括书法篆刻家高式熊、吴子建、周志高、黄简、吴天祥、沈培方、袁雪山,作家郑逸梅,等等。

在厂里作为劳动改造对象的高式熊,到了黄家依然是要好朋友、座上宾,暂时抛开了抬不起头来的感觉,蛮开心的,所以常常去坐。当时,他在外面碍于身份,已经不敢给人刻章了;但黄家女主人蔡锡瑶请他刻,蔡锡瑶的儿女请他刻,他都欣然答应。她们得了章,爱不释手,不停地道谢。他摆摆手说:“谢啥?你们要我刻,是看得起我啊!” 高式熊刻的章,力道足,用了40年还能用。

正是在黄家,高式熊见证了《书法》杂志的酝酿,然后被借调到书画社,退休前两年索性调进去当了编辑。

1979年,《书法》杂志举办群众性书法比赛,应征稿件雪片一样飞入编辑部,落款“苏局仙”的稿子——临《兰亭序》令编辑高式熊眼睛一亮,“这是件特别的东西!”待谢稚柳等全国评委聚在一起看,也纷纷叫好,就给评了个一等奖。苏局仙还是“末代秀才”呢,一辈子默默无闻,直到98岁上得此大奖,一时间门庭若市,周浦牛桥通往苏家的路也被修好了,书协会员、文史馆馆员的头衔都给了他,正在拍摄纪录片《话说长江》的日本摄影团队也闻讯赶去拍了三天。近百岁的新晋名人吃不消了,需要有关方面帮忙控制登门拜访的人数……

人们把这一切归功于沙里淘金的编辑,与苏局仙素不相识的高式熊却说:“做事不好为个人的,我是凭作品,发现人才就要公之于大众。”

60岁以后才走出国门

走出国门,开眼界、交流艺术,都是退休以后的事情。

1988年,高式熊应邀在日本大阪现代艺术中心举办个人篆刻书法展,并为大阪博物馆鉴定藏品;又应邀在日本阿培野举办个人篆刻书法展,并为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鉴定馆藏文物及印章。那次的时间是一个月,在博物馆坐堂,与日本的专业人士交流比较多。有的日本人,中国话一句不会说,却笃笃定定坐在那里与他讨论图章,全靠一支笔、一张纸,一句来一句去,可以笔谈两个小时……“去日本作学术交流是一种考验。他们请教你,你如果回答不出来怎么办?实际上也是一个学术的较量。”他说。

在奈良开展览会时,日本著名书法家今井凌雪带了很多学生去参观。今井凌雪身兼日展评议员、日本书艺院常务理事、筑波大学教授、雪心会主宰等,很有礼貌,也很会做人,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拿着高式熊的一本印谱,详细地给学生讲解里面的70多方印,并说:“像这样的展览会,到日本来得太少了!”他向高式熊求刻一方印,自己跑去账台付费。画廊老板见今井凌雪莅临,感到很荣耀,又见他向高式熊求刻印,立即送上一方图章石头。高式熊还与日本篆刻家讨论刀法,当场示范刻了一方《山紫社》双刀白文,使日本朋友大开眼界。

出国交流,去得最多的自然是一衣带水的日本。去多了,便有人慕名前来拜师。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找到高式熊,说日本朋友中村义惠在大阪看了您的作品,要来跟您学习书法。

中村义惠的丈夫做纺织品生意,办公室就在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楼联谊大厦。他们的家,安在兴国宾馆的别墅里。夫妇俩摆了拜师酒,商定高老师每周上门一次,教授书法、篆刻。后来才知道,好学的中村义惠另外还请了老师教授中国画和古琴。为了学习中国艺术,她学会了听中国话。高式熊说,她是“专职学习”的家庭妇女。她进步很快,学了三年,回日本后也当上了老师,收了几十名学生。她带一批批学生来中国游学,还不忘拜访“太老师”高式熊。

高式熊为龚心钊刻的象牙章

2010年4月治“中国馆印”

让书法篆刻传下去、走出去

高式熊依然在为传播书法篆刻艺术,到处奔忙。“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艺术是无限的。我不满足于关起门来写写字、刻刻图章,我还有个‘野心’,那就是要让中国的书法篆刻艺术世世代代传下去,并且走向世界。”这番话,也许可以作为他晚年不少举动的注脚。

2013年1月,鲁庵印泥技艺传习所在上海石门一路15号(瑞金剧场旧址)挂牌。传习所正积极寻求与学校及社区的合作,把传统技艺推广到社会,还要组织力量制定“鲁庵印泥”标准,引领行业发展。传习所一开始就兼收藏,收了张鲁庵用过的所有印泥,齐白石、李可染用过的印泥,全国各地的各种印泥,与印泥有关的把玩物件,百岁书画家、诗人周退密捐赠的几乎所有自用章(均为高式熊所刻),高振霄的遗物……没错,这架势就是在往印泥博物馆的方向走。因为高老一向认为,上海的篆刻在全国是第一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庵印泥”又出在上海,所以上海的印泥包括对印泥的研究,也应该走在全国前列。

2015年夏天,高式熊艺术馆在安吉开馆。之所以选址安吉,是因为高式熊以金石成名,而安吉是近代海上文化一代金石宗师吴昌硕的故乡,二位在艺术上有传承关联。吴昌硕从安吉走进上海,进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高式熊是吴昌硕任首任社长的西泠印社目前在国内仅存的1949年前社员,他2011年出版的《红葵花馆主摹印》摹刻的就是吴昌硕印章。

(本文原载于2017年第4期《上海采风》杂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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